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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寻衅滋事   治安处罚   合宪性解释   基本权利  

摘要： 自2013年以来,寻衅滋事罪成为继流氓罪之后的又一个明显的“口袋罪”。为了与刑事罪名相衔接,治安处罚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应运而生,并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加以规范。但是因表述方式的模糊性,法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欠缺明确的标准,尤其是第26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设定明显扩张了司法机关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范围。同时,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并未以宪法为考量依据,导致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被过度限制的风险。这不仅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从宪法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予以限缩解释,确定相应规范的指向,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条款的滥用予以规制,从而规范法院的裁判活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梳理裁判文书可以看出,近年来因寻衅滋事纠纷而进入到行政审判中的案例数量逐渐增多,这为分析司法实践中有关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类型、认定结果、法院引用宪法等基本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其中,言论型案例与宪法关系密切,更具鲜明的宪法色彩,故以言论型案件为分析对象,能够更好地实现宪法与部门法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整理法院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等信息,能够总结出司法机关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特点,比如法院认定的行为类型多样、相对人胜诉的案件数量占比少等。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已经有意识地将宪法精神融入到司法裁判中,这对于保证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认定的合宪性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司法机关的宪法援引尚停留在形式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方面,法院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扩大化解释不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法院的认定标准具有随意化的缺陷,并未对相对人发表言论的行为如何构成寻衅滋事予以充分的论证,存在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危险。要想解决上述缺陷,宏观上来看必须将整个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放在宪法秩序的框架内进行,即从宪法上讨论基本权利与寻衅滋事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面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司法机关在进行宪法考量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法秩序统一原则,最重要的是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找到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以平衡基本权利与公共秩序的冲突。从具体规则的构建来看,首先,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司法认定应当严格把控构成要件的合宪性,法院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都应当作合宪性解释,形成严密的论证逻辑,以增强裁判论证说理的充分性。其次,司法机关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将公共秩序与基本权利进行优先性比较,确定是否应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处罚。其中,具体的合宪性解释规则在要素权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则在单纯解释规则中,法院应将宪法规范的意旨注入一般法律中;二则在冲突规则中,法院应当选择多种解释方案中最符合宪法的解释。最后,司法机关应当始终保持对兜底条款适用的“谦抑性”,正确划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内部类似规范的适用界限,避免兜底条款适用的“口袋化”。综上,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建构具体的认定规则,规范“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司法认定。

关键词： 地方自治   非正式   代理人   士绅  

摘要： 中国地方自治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对于中国是否具有自治传统,学界就有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分别进行论述,从实际来看中国地方乡村的运行模式之中不能说不存在自治的因素,而近代山东自治体系主要体现在县级以下,县级以下的治理模式中,非正式代理人是乡村生活中的重要组织人员,以往我们常常关注其与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即非正式代理人与村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事件,或是非正式代理人配合官府压榨村民,反而较少去描写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他们之间并非没有冲突,而且从他们的冲突中能看出近代以来地方制度的缺陷,以及国家对于乡村的影响。本文以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为主,通过非正式代理人的存在和变迁,诠释近代山东地方自治的历史演进及运行模式。本文可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近代山东地方自治中的非正式代理人制度,非正式代理人的概念来自于李怀印先生的著作,主要指的是在县以下,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任命和俸禄,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桥梁的人,通过研读不同类型的观点,探讨非正式代理人的起源与发展,中央政府对于非正式代理人持何种态度,以及学界对于山东地方自治中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和评价,还有在实际的档案记载中非正式代理人制度如何发挥作用,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揭示非正式代理人在地方自治中的运行轨迹,根据学者们的评价提出初步定义,一般来说非正式代理人与乡村的士绅精英存在交叉关系,但无论非正式代理人是否可以被称为士绅,其背后有士绅精英的支持任职方能顺遂。第二部分研究了近代山东地区的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由于主体特定,加之档案材料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从《卢乡公牍》和《满铁农村调查》两书中寻找实际案例,探寻非正式代理人之间冲突的实际情况,《卢乡公牍》作为庄纶裔在莱阳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编订,其中案例较多,《满铁农村调查》主要是对济南附近村庄农民的谈话调查,因此较少体现村中代理人之间的冲突,被采访者也力图打造一个少争讼,平稳和谐的乡村社会。但近代山东动荡的社会环境也让一些冲突无可避免的被揭示出来。第三部分研究了近代山东地区的非正式代理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主要就是个人私利和公共事务,由于非正式代理人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间段能够获取超过支出之外的利益,也有权力,因此个人与家族都希望能够获得该职位因而产生冲突。公共事务也与私利有所联系,当非正式代理人侵占公共财物谋取私利时,其他非正式代理人自然也受到了损害,联合起来上禀县政府要求处罚革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体现了基层自治主体之间的博弈。第四部分研究了近代山东地区的非正式代理人的消亡,主要体现在制度变革和社会环境两点,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探使得地方自治受到抑制,国民政府为加强其在基层的权力,势必表面民主自治而实际上集权统治,将非正式的人员转为正式人员并加以役使;另一方面是战争频发,严酷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自治所需的环境荡然无存,赋税和劳役的增加使得代理人和民众无力给付,最终整个基层社会都处在分崩离析的危机中。第五部分反思并总结了近代以来山东地区自治的情况,对于正式制度和“实体治理”之间的差别和配合有了更深的体会,启示代理人在面对基层自治产生的自发行为和准则时要耐心分析探究,不可生搬硬套。

关键词： 立法变通权   自治立法   立法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   贵州省  

摘要： 立法变通权指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按照区域实际和民族特点,依法对法律法规进行变通,体现出法制统一框架内立法针对民族地区差异特点的积极调整与适应。立法变通权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是自治立法权的关键内容。立法变通权是联结法律普遍性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实际的桥梁,目的在于满足本地区法治诉求,保障法律法规在当地深入贯彻实施,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更好更快发展。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基本理论。本文从立法变通权的理论分析开始,依次对立法变通权的概念、本质特点、设置依据、意义等问题进行阐明,解答“立法变通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变通”、“如何变通”等基本问题,为后文研究打好基础。本章对立法变通权设立的深层机理进行剖析。法律多元理论、权利平等理论、共治与自治理论是立法变通权的理论依据;民族地区的历史治理政策与现实发展状况是立法变通权的客观背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立法变通权的制度根源。第二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法律规范的分析与完善。本章将对立法变通权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首先,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相关部门法的具体法律规定进行总结与解读,从而对立法变通权的行使主体、依据条件、权限范围、立法程序、效力位阶等问题进行准确界定与具体分析。然后,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提出针对立法主体、立法程序、监督机制的完善思路。第三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实践的分析及存在问题。本章对立法变通权的实践应用与存在问题展开分析。通过对立法变通实践成果——自治立法进行深入分析,全面反映立法变通权行使的状况、成效与不足、问题。并以内蒙古自治区和贵州省为具体案例,对两省区自治立法的制定实施和变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期为研究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分析发现,立法变通权在提高立法有效性,解决区域特殊问题,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发展与稳定等方面起到积极效用。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立法变通权认识的不足与偏差;立法内容重复较多、特色不突出;立法程序规定缺位,立法程序机制不健全;立法技术不够成熟;立法人才队伍薄弱等问题。第四章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实践的完善对策。本章针对立法变通实践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与建议,以使立法变通权的规范完善与有序运行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互动机制。具体包括:第一,在思想认识方面,提出立法变通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维护法制统一为前提,以民族与区域因素为依据。不断加深对立法变通权的认识,提高变通权行使的主动性与水平。第二,在立法质量方面,立足于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满足重点领域立法需求,合理吸纳习惯法的积极因素,充分实现立法变通权的功能。第三,在立法工作程序方面,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提高立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第四,在立法技术方面,要加强立法协调性,规范立法语言,统一立法形式。第五,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关系。第六,加强立法人才队伍建设。本文从立法变通权的具体规范与实践应用两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结合具体案例的调查分析,总结出立法变通权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建议。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规范、有效地行使,有助于将法治营养输送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实践中,提高民族事务的法治化治理水平,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团结稳定与全面发展提供科学的法治体系保障。

关键词： 税收法定原则   代议制机关   单一制   地方税收立法权  

摘要： 税收法定原则在联邦制下产生与发展。而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将发生流变。因此,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前置性条件为明确中国语境下的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现阶段,我国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进程中面临着横向授权立法失范和纵向缺乏税收立法分权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又与税收法定原则内涵之误解密切相关。一方面,税收法定原则并非等同于税收规则的法律化。税收法定原则内涵的实质在于,以代议制机关控制税权的方式防范行政机关在征税问题上的“恣意”。另一方面,单一制国家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并不意味着排斥地方税收立法权。相反的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税收法定原则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之间可以实现兼容。实际上,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制度性障碍在于:其一,税收立法上的特别授权使得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职能处于虚置状态;其二,事权与财权错位匹配的税收划分制度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存有张力。因此,限制和妥善处理业已存在的立法特别授权问题以及优化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划分制度将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主攻方向。

关键词： 单一制   国家结构形式   民主结构形式  

摘要： 国家结构形式是决定民主形式的重要因素。中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其特点是整体大于部分，地方服从中央。中国的民主通过这一结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获得中国民主的特性。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民主有机统一。党的性质决定了在党的领导和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和完善，推动全体人民民主的健全和完善。在单一制中国，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信访制度、政治沟通机制构成的上下纵向结构体系。在纵向层级之下，存在着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基层领域，形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群团组织制度、社会组织制度构成的左右横向结构体系。人民民主通过这一结构形式体现出来。尽管社会主义民主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基本的架构已搭建起来，并为世界提供中国式民主样本。

关键词： 民族联邦制   二元联邦主义   合作联邦主义   民族心理学  

摘要： 民族联邦制通过将特定民族占多数或聚居之地划为成员邦,一方面可以保障自治从而维系民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能消解分离的诉求,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民族联邦制面临着政治动荡时隐时现、国族建构举步维艰等困境。实际上,民族联邦制的逻辑预设是传统的二元联邦主义。当联邦主义的核心在当代不可避免地从“二元”走向“合作”之后,基于民族心理学的视角,民族因素的渗透使得联邦与成员邦之间的共治与合作最终都走向了零和政治,从而诱发了政治动荡,并阻碍了国族认同的建构。此外,民族联邦制的制度设计缺陷也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困境,例如将民族自治与成员邦自治混同,将管理成员邦经济社会等事项的属地权力视为特定民族的权力等。

关键词： 法律   合宪性审查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合宪性解释   宪法解释  

摘要： “合宪性审查”概念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首次出现，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宪法审查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也自此结束了学界关于宪法审查制度的名称争论，合宪性审查正式成为我国宪法监督的核心制度。2017年开始实行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制度以及2018年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举措，都表明了国家对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的重视，象征着合宪性审查制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但是合宪性审查制度实施至今，仍有很多重大问题亟需解决，其中就包括法律应否纳入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范围问题。目前学界对该问题争议很大，立法对此也规定模糊。众所周知，法律是世界各国开展宪法审查的重要对象，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是否需要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是个必须要明确，且影响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国家公权力运作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问题，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合宪性审查的概念界定。自2017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以后，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就迎来了新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构建也提上了日程。我国构建的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非司法性、事先与事后审查相结合、主动与被动审查相结合的特点。合宪性审查作为纠正立法行为违宪性的专门制度，其与备案审查、宪法监督、合宪性控制在概念界定上存在本质不同。　　第二部分，法律作为合宪性审查对象的理论证成。赞成将法律纳入审查范围的学者认为法律作为将宪法具体化的载体以及下位阶规范的制定依据和合法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其必须符合宪法;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法律缺乏抵触宪法的逻辑基础。其实，从宪法规定、位阶理论、制度基础和实践案例等方面，都可以得出法律应当接受合宪性审查的结论。　　第三部分，构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和程序。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只能采取内部立法监督的模式，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积极作用，继续加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辅助作用。完善备案审查主体以及其他主体各自提请合宪性审查的程序以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理程序，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要负责制作审查工作报告，必要时可以联合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审查制作，然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终决定。　　第四部分，完善法律的合宪性控制和保障机制。通过实施法律草案审议阶段前置性程序的初步审查以及正式程序的再次审查，最大限度的控制法律草案的合宪性，以减少法律应用于实践之后出现违宪的可能性。同时完善合宪性解释和宪法解释制度，促进其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衔接，保障被确认违宪的法律可以通过解释消除其违宪性，以推动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

摘要：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关于检查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实施情况报告的综合意见，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整改措施，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整改落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关于“强化学习宣传，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民族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

关键词： 通话记录   通信自由权   基本权利限制   合宪性解释  

摘要： 随着通信发展的日臻成熟,电子通信成为当代信息交流最主要的沟通方式,个人通话记录是信息交流的证据,它直接真实地反映通话主体个人通话活动状态,甚至可以间接反应个人生活活动状态,因此极具私密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会出于审判需要,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录补充相关证据在证据链上的缺失,尽量还原案件事实,以求达到公平公正的审判结果。然而近几年,地方法院依职权到电信公司调取当事人通话记录经常被电信公司拒之门外,如此一来,调取通话记录是否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通信权,是否与《宪法》第40条保护的权利相悖,在宪法理论层面就发生了概念上的模糊。调取通话记录是否侵犯公民通信权,首先通话记录需要在宪法层面上划归为通信权,界定通话记录在宪法上的性质,可以借助基本权利竞合理论,梳理通话记录与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之间的关系,以及从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引申开来的人身自由权和隐私权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明确通话记录属于通信自由权这一宪法属性。当概念有一个准确定位,那么法院作为调取通话记录的主体,这种调取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虽然法院对通话记录的调取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但调取通话记录与法院的调查取证权事实上就是法院调取证据类型的一种,明确调查取证权的法律属性以及调查取证权的行使方式,也就明确了调取通话记录的法律属性。法律虽然允许调取证据,但是由于通话记录证据类型的特殊性和隐私性,还需要进一步限制使用这种权力,论证宪法通信自由权对法院通话记录的限制。通过分析基本权利限制的合法性要件,厘清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与宪法上通信检查的关系,证明法院调取通话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干涉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其存在又非常必要。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去论证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合理必要性,给法院调取通话记录找一个合宪性解释,并研究如何构建与完善调取证据的制度与程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目的。本文通过完善法院调取公民通话记录制度、明确法院调取通话记录的权利边界、明确法院适用调取证据的程序和诉讼类型,构建和细化法院调取通话记录制度与程序等途径,寻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点,即法院如果合理地行使调取通话记录权,公民的通信自由权未受到实质侵害,或者说让渡通信自由权相较于公共利益来说,不足以构成“侵害”一说,也就不会把法院置于“违宪”的尴尬处境。

关键词： 邮电加价   地方自治   邮权   央地关系  

摘要： 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联后,万国邮联马德里会议于1921年决定上调邮资标准;中国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成功收回客邮后,邮政主权逐步独立,邮电业快速扩张,成为了北京政府垂直管理部门中仅有的盈利见涨单位;为缓解中央财政的亏空,邮电加价成为北京政府的理想选择。联省自治运动下的地方政府不仅时常截留中央税款,对损害地方利益的邮电加价政策更难予以支持。为此,邮政总局于1922年8月向交通部递交上调邮电价格申请。对此,交通部因加价涉及面广而意见不一。在邮政总局从邮资标准、书籍新闻纸优惠惯例、影响对外关系等方面予以解释之后,交通部原则上同意了加价申请;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制订了以影响对象有限、偏远邮路运输及其人力成本支出亏损等调研结果为加价依据的异议回复预案。交通部宣布邮电加价政策于11月1日正式施行。加价政策出台后,以山西、陕西、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为代表的省份,因其是邮电亏损的受益者,故而不便反对;以东三省、广东、湖南、四川、安徽、福建等省份,因邮电收益颇有盈余及其用途不明,担忧有损自身利益,遂以自治省份自主为由,表示强烈反对;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以加价符合发展需求,反对地方干涉邮政,主张加价。以英、美、日为代表的在华列强意图恢复客邮,以危害自身利益为由质疑加价,但在获得交通部降低邮资标准的承诺后不再发声。反对加价省份的地方法团,多以损害地方自治,削弱商业发展,影响教育与文化普及等为由,向本省政府请愿,反对加价;在遭到北京政府拒绝后,反对加价的地方政府直接宣布禁止加价,地方法团也提出了自办邮政、创办民局等方式进行抵制。沉默省份未有任何具体反应;支持者则明确表示加价并非不可接受。针对反对加价政策意见,邮政总局一方面强调加价必要性,另一方面授意各省邮局采取某些强制手段来施行加价政策,并以签订低邮资条款来换取日、美的沉默。然而,随着禁止加价省份和地区的不断增加,反对声音占据了舆论的主流,甚至于北京政府内部加价异议声音也愈发明显。反对者势力强大,沉默省份袖手旁观,支持者势单力薄,北京政府于1922年12月28日内阁会议上被迫暂缓加价政策,交通部随即发文取消加价,邮电加价政策归于失败。加价政策不仅未能改善财政,反因各方抵制而使邮余减收;新旧邮电收费政策并行,商民生活不便;地方分裂加剧,中央邮权削弱;为换取日美等的沉默付出的低邮资代价,日邮的“死灰复燃”,导致国营邮政市场的萎缩和国家邮权的受损。加价政策夭折,不仅损害了中央政府权威,还使地方政府获得了自主保留加价项目的权力,为之后地方政府频繁变更邮资埋下了祸根,是削弱乃至控制国家邮权的开端,加剧了国家分裂和社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