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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改革   地方立法   立法权限  

摘要： 变旧法,立新规,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法治不断变革、逐渐完备和持续发展的“变法史”。没有改革开放做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样,没有法治保障,改革开放也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功。反观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程,许多意义非凡的改革决策都是先在地方兴起的,地方立法在整个国家改革过程中承担的任务不可替代,地方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也由单一转向多元,逐步形成了当前以地方立法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新局面。然而,新形势下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地方创制性立法承担的引导、推动改革的任务与维护“法制统一”之间的冲突;中央与地方事权配置的行政化倾向与政策主导致使地方规范、保障改革面临“有事无权”的窘境,以立法权衔接事权改革方案困难重重;相同层级地方主体立法事权分配的差异性,无形中造成一种“法权歧视”,漠视了普通地方以更宽泛的立法权规范、保障改革的愿望;此外,各级地方主体出现了部分违背中央改革决策精神的“问题立法”。消解上述地方立法在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中面临的困境,一是要对创制性立法进行认知上的革新,包括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探讨,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二是考虑要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方案,包括结合事权改革方案限制性地列举省、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就某些法律专属立法事项授权地方;三是地方主体的立法决策要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包括地方立法规划立项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及时修改或废止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规,及时将改革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四是优化立法备案审查制度的省思,包括建立完备多元的备案审查主体衔接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标准,对“问题法规”进行规制。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   价值   价值要素   价值构造  

摘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2001年2月28日《民族区域自治法》迎来首次修改,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民族问题事关国家治理,世界上存在众多多民族国家,各国对民族事务的处理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路径,我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将其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我国的制定不是偶然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缺一不可,静态价值结构包含价值要素以及价值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民族区域自治法》具有国家统一价值、自治价值、族际平等价值、繁荣发展价值、社会稳定价值五大价值要素,其中,国家统一价值是根本价值,自治价值是基本价值,族际平等价值、繁荣发展价值、社会稳定价值是其他重要价值。价值要素之间可能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是良性可调和的,需要对其进行综合平衡。《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价值构造也存在局限,党的全面领导价值彰显不足,需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价值、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随着法律文本的修改,价值要素也会发生动态的变迁,在2001年修改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价值构造发生了变迁,繁荣发展价值持续强化、自治价值合理固化、其他价值协同并进,这种变迁是存在根据、条件和规律的,把握价值变迁的主线有利于促进完善该法的价值,对下一次价值变迁提出对其法律价值的完善和优化建议。

关键词： 英格兰   司法权   地方自治   郡法庭   王室法庭  

摘要： 英国被称为“地方自治之家”,其地方自治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英格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主要表现,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世纪又是王权不断扩张,力图实现对国家完全掌控的时期,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司法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其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在不同历史分期表现出复杂的关系。英格兰的中央与地方司法权经历了共存、集权和分权,地方自治经历了兴起、萎靡与沉寂,司法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共生、对抗和分离。第一部分分析中世纪时期司法权与地方自治产生联系的历史条件。定居于不列颠岛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为英格兰带来了民主议事制度。中世纪的王权受制于地理环境和资金限制,无法建立通行全国的官僚制度,不得不依靠方伯伯爵等贵族治理各地。英格兰的尊重法律的传统则使得习惯法成为地方事务处理的标准,法庭也成为管理事务的主要场所。第二部分讨论诺曼征服前后,司法权对地方自治之间起到塑造作用。地方法庭审判的公共性与地方事务的司法化共同促成民众对公共事务集中商讨和积极参与。尽管国王企图通过更换在郡区的代理人郡长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掌控,然而司法权给郡长带来的司法收益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有离心的趋势。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引起国家权力在各个层级中的划分,领主掌握土地和土地上附着的权力,却因过于分散而无法形成有力整合,庄园法庭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基层单位实质上拥有了自治属性。第三部分则着重分析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后,中央司法权与地方司法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地方势力逐渐做大的情势下,早期地方自治模式威胁到中央的管辖,中央王室亟需加强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亨利二世登基之后,中央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就表现为对抗关系。王室司法权逐渐扩张,将权力伸入基层。王室法庭和巡回法庭的兴起使得大量案件脱离地方公共法庭和领主法庭,中央法庭为扩展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将“王之和平”的范围扩张至所有刑事案件;令状的司法化过程则使王室法庭的触手伸向土地领域;陪审制度的引入则提高了王室法庭对民众的吸引力。国王的目的达到且确实实现,司法权逐渐统一,地方公共法庭的管辖范围日趋缩小,自治程度遭到削弱。第四部分则致力于讨论英格兰进入专制统治前夕,地方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呈现出分离态势。中央司法权深入基层加强了王室的统治,却也为王室法庭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并且随着社会动乱,治安环境陷入恶化,地方需要有强有力的人员维持治安,治安官应运而生。此时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呈现出分离态势,首先表现在司法权与地方机构的分离,治安法官的司法权不再是来自民众转让或者封建制度,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和国王的任命才授予权力,并且受到王室法庭的管理。其次表现在司法权与公共事务的分离,治安法官的工作涉及大量行政事务,行政权逐渐成为处理地方事务的主要方式。第五部分则对中世纪英格兰司法权与地方自治关系变迁为英格兰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论述。在英格兰法治发展方面,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活动不仅推动了普通法的诞生,更是培养出一批专职法官,使得英格兰司法水平大幅跃升。在地方治理发展方面,早期地方自治的传统为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民众广泛参与地区政治和司法活动成为英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 试点授权立法   合宪性   立法权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事物、新矛盾的不断出现,现有法律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面对立法滞后的困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试点授权立法”的方式,在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进行新法的试验,并对试点后的效果进行总结评估,将成功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正式法律。《立法法》(2015)第13条以“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的形式,将这一新型立法方式正式在法律层面予以确认,逐步缓解了改革与立法之间的矛盾。“试点授权立法”作为协调改革与立法关系的举措,涉及到了旧法与新法、旧政策与新政策之间的过渡与衔接问题。在立法体制层面,试点授权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试点授权立法的限度何在?试点授权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如何?如何保障其合宪性?如何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导与规范作用等问题。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方针指导下,科学把握改革决策与立法调整之间的平衡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学者对试点授权立法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与实施过程方面,缺少对该制度的实践分析以及问题解决对策方面的深入探讨。本文以改革与试点授权立法关系为主线,着眼于我国试点授权立法实践,并基于近年来的授权决定样本,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创新性梳理出试点授权立法的运行方式,并探究改革与试点授权立法的内在关系;二是提出并分析改革过程中立法权行使的界限、合宪性等问题;三是从立法、实施、监督程序方面提出完善试点授权立法制度的可行性方案。以要言之,试点授权立法是改革发展的产物,为改革与创新提供法律支撑,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实现“凡属重大改革须于法有据”,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因此,研究“试点授权立法”,对改革需要立法,立法引导与规范改革,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政党协商   价值定位   政治功能   运行机制  

摘要：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政党协商放在首位,就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针对政党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价值定位、政治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坚持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稳定有序发展的保障;具有全方位性,涵盖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七个方面;具有连贯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七个渠道相互交融。具有多层次性,覆盖政治层面、决策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党协商的价值定位: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源头,“三三制”民主时期和协商建国时期的协商历史,即当时的党际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源头;政党协商中的人民共和与阶级联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质的体现;政党协商贯穿协商民主中的其他六个渠道的协商;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典范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党协商主体具有高层性、内容具有重大性、运行具有组织性。此外,针对政党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政治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政党协商主要发挥整合社会利益,实现政治沟通;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实现政治公平;凝聚社会共识,实现社会稳定;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治理能力的四大政治功能。最后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运行机制。一是概括了其具体的现状:政党协商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中央层面的政党协商的示范作用不断彰显、政党协商辐射的程度不断扩大、政党协商成效不断凸显。二是分析了政党协商运行机制目前的不足:规范性程度不够,缺乏具体的原则,时效限定不清晰;对政党协商运行机制完善路径进行了分析:加强政党协商运行的规范程度、健全政党协商运行需要坚持的原则、明确政党协商的时限。

关键词： 监察立法权   纵向配置   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委员会  

摘要： 201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以监察法规制定权。随后,国家监察委员会于2022年9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这是第一部监察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从法规范层面补全了监察法规的存在形式,对监察法相关条文内容作出细化规定。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享有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同时,地方监察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频繁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对监察事项实现地方层面的规制。基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法原则,地方监察委员会联合纪委发文实质性地行使了法律并未授予的权力,导致这些文件在性质和效力上均存在缺漏,需要赋予地方监察机关以监察立法权来弥补这一缺漏。 在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问题研究中,首先需要进行理论考察,明确监察立法权的定义、与其他概念的差异后,从权力运行机制下进行监察立法权的建构和确认,进而讨论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理论根基,萌发出理论层面的纵向配置可能性。其次,对于监察立法权配置的现状进行检视,分别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针对监察立法权运行的规范、监察立法权行权的结果深入考察,得出当前监察立法权行权及纵向配置存在的难题,以及实践中为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所创制出的实际空间。再次,理论设想进一步深入,继续论证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可行性,并引入纵向配置应当遵循的原则指引,为纵向配置提供更多构想支撑。最后,总结构思出一套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具体方案,分别从主体层面明确监察立法权的赋权层级、从权限层面厘清监察规章制定权的关系、从程序层面构建起监察立法行权程序、从结果层面完善监察法律规范制度,在解决纵向配置主要难题的同时制定出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规划。

关键词： 高中学生   思想政治课   案例教学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摘要： 作为未来的中学思政课教师,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完整学习与教育,学位论文选择了教学法应用研究。教学法的恰当运用,是每一位教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是开展教学的基础。案例教学法的应用研究,对于掌握教育教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等具有良好的目的和意义,能够增强把握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入性;能够有效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提高自身的教学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的研究为个人未来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教师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的研究逻辑是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入手的。首先是基本概念的界定,包括案例、案例教学法、高中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法。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案例教学法的基本特点进行研究,并归纳案例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应用的理论基础,论证研究的价值,表现在研究的第二章。之后进入研究的主要部分,案例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用的基础,即吃透教材,表现在研究的第三章。该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教学设计的铺垫,具体内容包括如何利用案例教学法实现核心素养的要求、如何实现教学内容讲解的有效完成、如何实现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最后论述案例教学法实施的一般性操作步骤。在整体吃透教学、正确把握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本文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案例,对教学进行讲授设计,表现在研究的第四章。研究内容包括如何正确选择案例,课堂的具体实施,授课完成后的课程内容回顾与总结。在课程教学展示部分完成后,对教学整体的设计、教学场景的实施,作出总结,以供其他青年教师参考与阅读,以期对他人有所帮助,表现在研究的第五章。主要包括教师对教学认知能力,案例的选择,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虚心请教经验丰富教师的指导等。本研究在分析案例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应用基础上,通过展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案例教学法实例,找到案例教学法有效应用的基本策略,期望能真正地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增强思想政治课的生机和活力。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第一,案例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难点,需要走进社会并要善于发现,而案例的精选是案例教学法成功的核心。第二,对教材整体把控,树立大格局意识,吃透教材是教学成功的基础。第三,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善于应对课堂出现的新情况,是一名青年教师走向成功应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 经济特区立法权   用足用好   立法变通   城市更新  

摘要： 经济特区立法作为改革的主要工具，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时代赋予深圳市经济特区立法新的使命和任务。《深圳市城市更新条例》有其立法的亮点，但也存在不足。经济特区在“用足”立法变通权的同时，更要“用好”立法变通权。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应协调好与国家立法、“设区的市”立法、高质量立法的关系。

关键词： 俄国   地方自治改革   地方自治机关条例  

摘要： 1864年1月1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颁布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关于省级和县级地方自治机关条例》,标志着地方自治改革正式在俄国范围内实施。该法案作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法律依据,对整个改革过程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研究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探究该法案出台的背景、颁布、实施和修正的过程、法案的主要内容以及法案实施的影响。引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与特点的基础上,对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进行详细研究,以期丰富我国对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研究。第一章主要分析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背景与动机。首先,俄国在地方管理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其次,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迫使俄国政府进行农民改革,农民改革又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进一步促使俄国政府实行地方自治改革以改善社会现状;最后,在思想层面,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地方自治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地方自治改革作为废除农奴制后的配套方案,是俄国政府为整合社会各阶级各派别、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根本利益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第二章详细阐述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的颁布过程、主要内容及其修正过程。法案起草期间,先后由Н.А.米柳京、П.А.瓦卢耶夫和М.А.科尔弗提出各自的改革方案及修改意见,最终经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形成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机构组成、职权范围、工作制度及问责制度。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对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做出修正,最终形成1890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第三章主要分析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实施的影响(包括其教育、医疗、农业及其他方面影响),详细论述地方自治机关对当时俄国国民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及地方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本文对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出台背景、颁布、实施与修正不同阶段进行论述,并对法案的内容与影响进行分析。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明确该法案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地方自治改革从始至终为俄国政府服务,无法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关键词： 立法者   卢梭   公意   立法权  

摘要： 卢梭以提出人民主权思想闻名于世,但是同时又提出“立法者”这一概念。人民主权理论强调人民在场,人民享有立法权。但是起草法律的权利却交给了立法者,立法者就像神明一样,可以改造人性,又似乎带有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父权色彩。“人民主权”理论与“立法者”概念之间似乎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从古至今,学界针对这一矛盾对“立法者”概念提出的争论层出不穷。有些学者认为卢梭提出的“立法者”概念类似“教士”;有些学者认为卢梭提出的“立法者”概念和柏拉图提出的“哲人王”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有些学者认为卢梭提出的“立法者”概念类似奇理斯玛。卢梭的思想中包含很多看似对立的概念,所以要真正了解卢梭思想中概念的原本含义,还需要了解卢梭本人的思想特点并联系卢梭提出概念的渊源,返回卢梭的文本中去寻找答案。本文围绕卢梭从日内瓦到法国经历启蒙运动的早年生活背景,以及《社会契约论》、《论波兰的治国之道以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案》等文本,力图展现卢梭政法思想中“立法者”概念的原本含义,并与学界关于卢梭“立法者”概念的争论展开对话,阐述卢梭“立法者”概念对我们今天法律制定和社会治理带来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