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儒学
自由主义
孙中山晚年转向
二次革命
三民主义
民国前期
摘要:
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术问题,也是当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课题。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既要从哲学、政治学等学科视野出发继续进行理论深耕,同时也要从历史学角度发掘实证材料,充分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相关实践经验。从理论属性上来看,儒学与自由主义皆具有“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意识形态属性;因而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具有不断本土化的特点,作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帝制儒学则呈现出一个当代化的过程。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不同实践指向,是二者在近代中国呈现出斗争形态的原因之一。具体到民国前期儒学与自由主义从斗争到糅合的纠葛过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思想转向过程同频共振的。辛亥革命以后,以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为组织原则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政治实践的开始。此时儒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阶段性特点就在于,由帝制儒学所规定的“定于一尊”的旧秩序与自由主义“平等自由”观念的新秩序之间处于全面对抗的状态。孙中山引导的法国式的“积极自由”观念传播与民国初期的革命风潮、无政府主义思想,共同激发了青年群体的抗争意识与批判精神。而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对帝制儒学“定于一尊”的旧秩序的排斥,构成了民国初年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矛盾冲突的最初面貌。在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新旧过渡阶段,孙中山等革命党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合作状态。这一时期新旧两派、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达成了“组织强固有力之政府”的政治共识,同时在推行儒学礼法以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也达成了共识。儒学与自由主义在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初步合作,为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共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材料。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仿效欧美”的民主政治实践困境中反思自由主义,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推行措施等问题做了深刻调整。同时,二次革命后的北洋政府中央集权举措及帝制复辟运动,则是帝制儒学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全面自救运动。由复辟运动所揭示的君臣上下、圣人当位的等级秩序,家天下、世及制的政权交接办法以及王鲁共和、乾元用九的经史秩序逻辑,是帝制儒学意识形态的深层秩序逻辑。民初复辟论者如劳乃宣、宋育仁、杨度、康有为等人,也曾试图在保守上述经学义理的基础上改造并部分地接纳民主政治。这也为我们理解帝制儒学的理论根基提供了极佳的观察窗口。孙中山晚年在反思自由主义、总结民初政治实践经验以接纳儒学、吸收苏俄共产党组织效能的基础上,实现了晚年思想的转向。正是在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理论建构过程中,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互动才摆脱了对立斗争的纠葛状态,形成了互鉴乃至走向糅合的演化方向。在孙中山有意识地“集合中外的精华”的理论再创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类似以三民主义为基本框架容纳儒学精神内核的新模式。虽然在孙中山晚年开创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龃龉矛盾之处,但相关探索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前期的互动纠葛中凸显了各自主张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并在互相斗争、强调各自立场中暴露了根本分歧,在互相妥协、互鉴糅合中表达了一些基本共识。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前期的政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分歧与共识,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够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