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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代帝王   孔子   祭祀   治道  

摘要： 本文从周秦汉唐对治道的理解出发,结合历史背景、思想言说与礼制构建,将先代帝王祭祀与孔子祭祀两套礼制合而观之。在两种国家祭礼的发展源流与礼制形态中,可以看到“道”从政教合一到狭义的“治”“道”两分,对“道”的偶像的祭祀和意义寄托也随之发生制度化的历史变迁,在形格势禁的“分”的趋势下,“合”仍是治道的诉求。

关键词： 深圳   赤湾妈祖信仰   弥散性宗教   宗教形变   权力博弈   城市化  

摘要： 本文选择深圳赤湾天后庙为个案，思考深圳弥散性宗教信仰在遭受历史性的衰退和遗失以后，如何再次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并指出当前弥散性宗教在深圳的发展定位和趋向。本文认为，传统乡土社会时期作为弥散性宗教的赤湾妈祖信仰，在经历了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之后，原来的神学、仪式、组织与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紧密联系被打断，在政府的运作下，最终选择以文化定位的形式和借助儒家祭祀体系回归的道路。深圳赤湾天后庙可能代表了今后弥漫性宗教信仰发展的新趋势。权力平衡塑造着弥散性宗教的表现形态，权力博弈贯穿于弥散性宗教形态变化的始终。

关键词： 荔波   瑶族   祭祀辞  

摘要： 白裤瑶是我国瑶族大家庭中一个重要的支系，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荔波县的瑶山瑶族乡、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和八圩乡，这里地处我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自然遗产腹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散居在黔桂两省的白裤瑶总人口有四万余人。白裤瑶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方言，其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比较系统完整，是该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用来交际的重要工具。“白裤瑶”是他称，该支系自称为[t?u24mo22]“冬孟”。白裤瑶只有语言而没有代表本民族通用的母语文字，因此，有关这一民族的信息只有从本民族民间口头古籍中挖掘出来，系统搜集记录与翻译整理白裤瑶族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或古经辞，对该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川渝地区   张飞祠庙   祭祀  

摘要： 川渝地区张飞祠庙修建历史可以追溯至蜀汉。根据始建年代差异，将祠庙兴建历程划分为宋代以前、两宋及明代、清代三个时段，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张飞祠庙修建主体差异，将祠庙分成官方修建的祭祀场所、民间修建的神灵庙宇、行业帮会修建的会馆三类。不同类型祠庙在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功能是有差异的。

关键词： 民族共同体   霍山信仰   祭祀   霍山神  

摘要： 霍山的镇山地位经历了九州镇山、四大镇山、五大镇山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变化过程中，霍山神不断被赋予新的神性和职能。各朝历代对霍山神均有不同级别和形式的祭祀，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集中体现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凝结、社会意识形态的汇聚、政治制度方面的认同三个方面。

关键词： 活动空间   民间信仰   祭祀   游神   玉江村  

摘要： 论文以漳州角美玉江村为研究对象,从建筑学视野,研究民间信仰及其活动空间在村落的形成、发展和调适的历程。通过对玉江村民间信仰活动文化特征的传承、祭祀仪式与巡境仪式过程的了解,揭示玉江村民间信仰活动空间蕴含的文化积淀。首先,介绍漳州角美玉江村历史发展背景及民间信仰和活动空间的形成过程。玉江村民间信仰文化融合了文化传统及地方空间特征,不断接纳地方自然、人文、社会制度的改造,继承了漳州宗教文化传统,最终形成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其次,通过呈现庙会活动仪式的表达过程,揭示仪式行为与空间蕴含的文化意义,重新审视村落物理空间与非物质文化的互动机制。阐述玉江村民间信仰活动的仪式表达和空间的分布情况,玉江村民间信仰是融合了地域文化的一种造物,它包括信仰内容、祭祀的神灵、仪式器物、一整套动作和科仪程序等等,都体现了人们的创造力。再次,通过祭祀仪式与巡境仪式这两部分活动的过程,归纳其活动空间模式和使用特点。以宫庙空间为核心的祭祀活动,激发村落整体活动空间的活力形成良好的公共秩序。以街巷和港道空间为骨架的游神巡境活动,是对村落边界的进一步确认,起到了社区宗族的整合作用。在特定时间的庙会节庆下,仪式活动在空间中得到了延续,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活动空间的演变。最后,阐述活动空间在城镇化背景中不断产生适应性的调整。这种调整仍然保留着民间信仰与其祭祀仪式活动空间所附有的地方性,并且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吸收新的文化特征。民间信仰给地方社会与群众带来乡愁与地方归属感,能够在城市进程中长盛不衰,成为地方人地关系持续的重要关系纽带。

摘要： 蔡京会食宁神院题名石刻是绍圣二年（1095），朝请郎试户部尚书蔡京会同宦官刘子礼、刘复古、御药院调剂药方的主管官冯静之，四人一起在永裕陵宁神院会食时写的题名石刻。一、内容解读宣庆使入内都知刘子礼昭宣使入内押班刘复古昭宣使勾当御药院冯静之朝请郎试户部尚书蔡元长监护怀昌二王西葬

摘要： 茱萸在中国诗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屈原在《离骚》里曾说：“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显然认为榝是不配盛于香囊佩于君子之身的一种恶草。榝，就是茱萸。千年之后，到了唐人的笔下，茱萸的形象已经大变。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都是吟咏重阳的名句。屈原厌憎的恶草，变成了唐人亲近的美饰，其间的过程，是值得追究一下的。

关键词： 中国礼仪之争   奉教士人   礼俗   祭祀   丧葬  

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因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丧祭礼仪存有两种对立态度,而逐渐形成了一场探讨中国礼仪是否为“异端”的“中国礼仪之争”。随着争论的白热化,面对托钵修会的质疑和批判,奉教士人为维护中国礼仪,他们积极与耶稣会士合作,并立足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知识结构发挥其多年的经学积累,灵活运用“以耶补儒”的理念,写成了一批数量颇丰且立意鲜明的“辩护作品”。中国祭礼问题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争论焦点之一。在中国古代,祭礼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于儒家士人而言,祭礼更是他们高度重视的仪节。但托钵修会士却将中国祭礼视为违背天主教的“异端”,并对耶稣会士容忍“异教异端”的做法尤为不满。对此,以李九功、夏大常、严谟等人为代表的奉教士人积极作出回应。首先,他们借助古代经典,阐述“祭”的含义,梳理“祭”的仪式。从他们对“祭”的界定可知,“祭义”和“祭仪”均不违背天主教义。其次,奉教士人详细分析祭祖宗、祭孔子以及祭诸神的“真实”目的。他们认为,祭祖宗是“事死如生,追养继孝,报本反始”的体现,与天主教诫人们“要孝敬父母”一条若合符契。立木主和设家庙是为便于孝子“睹物思亲”,而非相信祖先的神灵依附于木主之上。祭孔子是为感恩师德,敦化风俗,并非有“求福之心”。至于祭祀诸神,大多属民间杂祀流俗之类,并不值一提。一言以蔽之,奉教士人认为祭祖祀孔之礼不当禁,传教士应当以“中国故事”融通“中国道理”,方有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实现良性的“耶儒”互动。“中国礼仪之争”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中国的丧葬礼仪问题。“文化适应政策”的反对派认为,中国丧葬礼仪中充斥着神秘力量与宗教色彩,这显然违背了天主教“一神论”信仰。奉教士人应耶稣会士的邀请,逐条阐释被质疑的各项丧葬礼节。他们认为,“初死复礼”包含孝子不忍亲人逝去之心,“死后沐浴”意在为逝去的亲人整洁身体,“死后含饭”是不忍心亲人口中虚无一物地离世。这些仪式均是出于人之常情常理,并非相信祖先“显灵”的宗教仪式。至于“烧金银纸锭”、“草人殉葬”、“施食道场”、“择风水宝地”一类,是由于佛道两教诳惑世人日益深重所致,这也是与中国正统礼仪相违背的,所以该当一齐禁之。奉教士人自身的特殊身份与特殊经历,造就了一个唯其所特有的“礼俗世界”。当然,奉教士人礼俗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绵延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大背景下,以“东西文化的交流对话”为开篇,以“耶稣会士与儒家士人的‘默契’”为引擎,以“神圣信仰与世俗权力的‘对话’”为导向逐渐形成。随着奉教士人礼俗观的形成脉络渐次清晰,其人礼俗观的本质内涵也豁然开朗,主要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是坚持以儒学为主体,推进“耶儒”理性互动;二是基于古典诠释方式,面向近代科学思维;三是重视传统丧祭礼仪,排斥民间佛道流俗。

关键词： 秦人   上帝   畤   祭祀  

摘要： 春秋时期,秦人吸收商、周上帝崇拜的信仰观念,为了适应政治统治和军事扩张的需要,逐步将上帝崇拜发展为白帝、青帝、炎帝、黄帝等为代表四帝崇拜,并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祭祀礼仪,从而形成了极具秦人民族特色的上帝崇拜。本文以秦人上帝崇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秦人上帝崇拜的来源、建立与发展过程、祭祀礼仪以及秦人上帝崇拜的特点和意义等。第一章探讨了秦人上帝崇拜的来源。上帝在先秦宗教系统中居于崇高的位置。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宗教信仰,上帝崇拜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上帝崇拜可追溯到商代,商人的上帝是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同时商人的上帝具有浓厚自然品格。西周时期,周人继承了商人的上帝崇拜,将天与帝结合,并为其注入道德属性,形成了天帝观念。与此同时,周人也改造了以往的“天命”观,将其作为解释政权更替的工具。春秋时期,秦人在吸收周人“天命”观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商、周的上帝崇拜。第二章探讨了秦人上帝崇拜建立的过程。秦人四帝崇拜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建立的,前后经历了从秦襄公到秦灵公约两百余年。秦人的白帝、青帝、炎帝和黄帝崇拜建立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白帝崇拜建立于秦襄公时期,与秦襄公受封以及秦人的族源有密切联系。青帝崇拜建立于秦宣公时期,与秦人的族源以及秦晋战争之间有密切联系。炎帝和黄帝崇拜建立于秦灵公时期,主要是为秦人统治被征服地区人民以及向东方扩张服务。第三章探讨了秦人上帝崇拜的祭祀礼仪。秦人建立了与上帝崇拜相应的一系列祭祀礼仪。秦人立畤用作祭祀上帝的场所。从秦襄公到秦献公时期,秦人一共建立六个畤,分别是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和畦畤。其中西畤、鄜畤和畦畤用于祭祀白帝,密畤、上畤和下畤分别用于祭祀青帝、炎帝和黄帝。除了建立专门的祭祀场所外,秦人还规定了祭祀四帝的具体仪式,包括祭祀用品、时间和方法等。第四章探讨了秦人上帝崇拜的特点及其意义。秦人的上帝崇拜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也体现了整合本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信仰的特色。秦人的上帝崇拜对秦人的开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帝崇拜适应了秦人政治统治和军事扩张的需要,加速了秦人华夏化进程。此外,秦人的上帝崇拜,也为战国时期“五色帝”崇拜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