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课程资源库 更多>>

关键词：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学史   叙事  

摘要： 微观史学兴起等因素推动了近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探索和革新,具体表现为文学史写作对叙事性元素的吸纳,以之抵消整全文学史的本质化倾向。《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叙事体”文学史的一次有意义实验,该书以叙事对“整体”“本质”的文学史写作发起挑战,在以往的文学史结构之外开发了巨大的可能性。然而,叙事的文学史亦有其限度,将叙事元素纳入文学史,须以事实为基础,警惕利用叙事创造的氛围感、真实感来“偷渡”似是而非的判断。理想的“叙事体”文学史不是为给定的理论判断提供叙事包装,而是从裁定的理论态回撤到万有的叙事态,以叙事敞开理论无法抵达的空间。

关键词： 世界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反思  

摘要： 从整体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出于动态的世界文化大潮中，如果脱离世界文学的大背景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难免凌空蹈虚。改革开放后，众多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站在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突破了视野和思维的局限性。三个研究成果层面步步递进，首先是基础性层面的研究突破，其次是中国现代文学独创性和世界性的研究深入，最后是站在跨文化的文学立场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化在这样的不断进步中繁荣发展。

关键词： 钱理群   文学史写作   文本研究   “40年代文学”   “第三代学者”  

摘要： 作为一部以作家作品和文学文本为中心的“个人文学史”，钱理群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其在述学文体和撰述体例上的试验，揭示出现代文学的历史构造及其形式问题的复杂性。在文本研究层面，《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将“细读”方法与“远读”视野相结合，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中体现了形式分析与“大文学史”观的综合。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某种共识性的选择，这一重视作家作品与读者意识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也构成对现代文学文本公共性的重申，彰显出一代文学史家强烈的现实关切与当代意识。

关键词： 现代文学   现代语法   创新性思维   精密化   逻辑化  

摘要： 现代语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中起到重要作用,从现代语法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突破原有文学史视阈,以新的视野关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仅能够展现出现代语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且能够呈现出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面貌。本论文由三章构成。第一章探讨现代语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首先,以《新著国语文法》《中国文法要略》《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语法论》这四部具有典范性与开创性的早期经典语法著作为依托,结合新文学的发展,梳理现代语法的发生与发展。其次,相比于文学史视野下对小说文体和文学大家的关注,语法家更加关注相对边缘的文体和作家。他们多从语法角度切入,注重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和教育性、审美性以及通俗、口语性,并通过语例体现现代语法视野中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性化叙事。第二章分析现代语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首先,现代语法从主语的增加、修饰成分的增加以及插入语的使用三个方面促进文学语言及现代文学创作的精密化。其次,无论是传统白话还是文言都存在逻辑表达的缺陷,而现代汉语在从句的使用、关联词的大量使用以及“被”字句使用频率增加等方面推动文学创作的进一步逻辑化。第三章讨论现代语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思维建构。本章重点从现代语法推动作家形成科学性、规范性和以句为整体的思维方式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科学性的思维主要表现为对语言的自觉观念,从意象性、隐喻性向直接的转变,并内涵着前进的历史观以及归纳总结的思维方式。其次,规范性思维,这种思维既要求文学语言符合语法规则,还蕴含着多元化的文学表达方式。最后,句的思维主要表现为从以词、短语为中心,向长单句、复句的“生长”。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之初,各种不同体系的语言交互、混杂,凭借语法确立现代汉语的典范性,并建立起写作的规范性尤为重要。但是随着完善的现代汉语体系逐渐确立,过于注重语法在文学表达中的作用反而会束缚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时语法作为一种知识,就应该回归到它原有的位置中去。

关键词： 刘增杰   现代文学研究   师陀全集   史料学  

摘要： 吴福辉老师在《生命也因质朴而美丽——怀富仁》中提及：“富仁生前为了一个研究樊骏的学生来求我做事，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但我没能做到，至今引以为憾。我负富仁也仅这一次。”(1)吴老师文中的学生指的就是我。我在汕头大学跟随王富仁老师读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写的是《“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0年我考博士，不巧的是，这一年王老师从北师大退休，我无法跟随他继续读书。王老师让我报考吴老师的博士。当时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合作，吴福辉老师在河南大学带博士。

关键词： 韩国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文学   非西方外国文学  

摘要： 在韩国学界,韩国文学研究与批评一直由外国文学研究者们长期主导,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现象才逐渐消退。以此为背景,本文概览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研究历史,并以1950年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阶段进行概述。同时,本文梳理了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参与韩国文学研究、评论的专家学者的成果。由于中国文学非西方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等西方文学和韩国文学的关系,与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的关系迥然不同。本文以笔者为例,对这种微妙关系的具体表现也进行了微观阐释。最后,本文提出有必要对韩国文学研究专家主导韩国文学这一现象进行反思。

关键词： 爱罗先珂   访华   中国现代文学   无政府主义   世界语  

摘要：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1889—1952)一生命途多舛,幼时因患麻疹而失明,25岁离开俄国,长期处于漂泊与被驱逐之中。但1921年来到中国后,他却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注。不仅众多作家、翻译家开始系统地译介他的作品,对他的身世经历进行介绍,而且他还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多次在北京大学、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处演讲,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1921年至1923年期间,爱罗先珂以其传奇的经历、特殊的身份、独特的创作、深刻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阵迅猛却影响深远的“爱罗先珂热”。本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下,在厘清爱罗先珂创作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的背景出发,探究爱罗先珂访华始末及其与中国现代作家的交往,分析现代作家对爱罗先珂的接受,并以此透视爱氏的创作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还将从文献分析的角度对爱罗先珂访华行程及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联系进行详细梳理,并将以鲁迅、田汉、叶圣陶、巴金、王鲁彦和李广田为代表,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探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爱罗先珂访华之间的联系。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对本研究的选题背景进行介绍,归纳分析本课题当前研究成果,并阐明选题意义和主要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对爱罗先珂的创作和思想进行介绍。首先简述爱罗先珂创作概况,并从其童话作品的艺术特点出发,分析其诗意特征和现实关怀,对立性叙事结构及悲剧性结局。再分析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爱罗先珂所宣扬的是人道主义的平等、自由与人类爱,他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来观照中国社会。爱罗先珂的革命乌托邦主义文学创作和共通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第二章主要对爱罗先珂访华历程进行梳理。首先以《民国日报·觉悟》为中心,介绍中国文化界对爱罗先珂的早期报道,再论及其访华缘由,中国知识分子抱着对爱罗先珂悲惨遭遇的同情和寻求自身出路的渴望接纳了这位盲诗人。随后,本章介绍了爱罗先珂在北京、上海两地的主要活动,并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世界语运动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爱罗先珂热”形成的原因,以爱罗先珂的“寂寞”为立足点,探究“爱罗先珂热”迅速由盛转衰的内在影响因素。第三章讨论爱罗先珂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交往问题,主要涉及胡愈之等早期文学研究会作家、周氏兄弟以及王鲁彦等青年作家,并将探讨和中国现代作家关系密切的吴克刚等人与爱罗先珂所产生的深厚友谊、师生情谊。虽然不同的现代文学作家在身份、地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普遍接受和对世界语的广泛认同,是其接受爱罗先珂并与之结下深厚情谊的主要影响因素。第四章以鲁迅、田汉、叶圣陶、巴金、王鲁彦和李广田六位现代文学作家为代表,关注爱罗先珂访华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爱罗先珂的到来,对鲁迅文学创作思想中个人无政府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挣扎、田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转向和戏剧创作中流浪诗人形象的塑造、叶圣陶与巴金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和发展、王鲁彦与李广田散文创作中不同的人道主义导向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结语部分简要概括全文,并对爱罗先珂访华的总体价值进行论述,盲诗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是他的文学作品、思想精神却持续影响着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

关键词： 自我表现   言志   个人笔调   周作人   林语堂  

摘要： “自我表现”是在“五四”个性解放中确立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观念,主张文学创作一切从自我出发,强调独立的自我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其中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自我表现论”在肯定文学非功利性的基础上,倡导“性灵”“闲适”的文风格调,一度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受到来自厨川白村“表现说”的启示,外加“五四”退潮的种种影响,提出了“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念。他进而将其与传统“言志”结合起来,形成以“言志”为核心的“自我表现论”。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文以载道”的地位,而且通过文学重自我,主个性的倡扬,促进了文学独立性和纯粹性的建立。林语堂则在周作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我表现”的艺术方法,希望通过以“性灵”理论为基础的“个人笔调说”来减少文学创作的“方巾气”,从而开拓一种抒发个人思感、自由、闲适的文体。然而,对文学非功利性的偏向使其过分注重“言志”与“载道”的对立,从而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招致了左翼文人的质疑和挑战。同时,双方之间的竞争,对立也为“自我表现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最终在金克木、朱光潜等人的批评和补充中得到了完善。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从现代文学中“自我表现论”发生、发展的文论语境谈起,阐释其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中的产生以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论语境发生变化时所遭遇的困境,以呈现出现代文学中“自我表现论”的发展轨迹。第二章以梳理周作人“自我表现论”的建构为中心,并进一步阐释其在三十年代以“言志”面貌出现的策略意义,以此来探讨周作人“自我表现论”的得失。第三章主要从林语堂“自我表现论”的理论支点,即西方表现主义美学与中国晚明“性灵说”的对接谈起,并进一步阐释林语堂“自我表现”的艺术方法“个人笔调说”的内涵及意义。第四章主要从金克木、朱光潜等人对于“自我表现论”的批评与补充入手,进而呈现二人在“言志”与“载道”、文学与人生等问题上对“自我表现论”的完善和补充。

摘要：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举办城市留下了珍贵的冬奥遗产，创造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在收到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等四位国际奥委会官员的感谢信后，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带领部门各处负责人，以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浪漫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致国际奥委会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