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
四川荣县
婚姻家庭纠纷
基层女性
摘要:
民国时期旧礼教与新思想剧烈碰撞,存旧制的现实与立新法的呼声交相呼应。其中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成为旧学与新学、传统与现代、延续与变革争端的焦点之一。针对婚姻家庭领域的巨大社会变革,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了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法——《中华民国民法·亲属》,其立法原则之一即为改革民国时期的婚姻家庭关系,打破传统封建礼制影响下的男尊女卑现象,确立男女的平等地位,建立与现代国家制度相匹配的婚姻家庭关系。在婚姻家庭方面,该法对“妻室之能力不加限制,对于夫权之存在予以否定,在离婚条件上双方皆为同是”。其意旨在破除旧式婚姻家庭制度,强调个体的自由平等,在现实中则挑战传统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传统制度下的中国女性的影响尤其重大。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在四川荣县基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为例,围绕新法颁行之后所调整的婚姻家庭领域相关司法案件为个案展开分析,进而探讨婚姻家庭领域的宏观变革,以及其所引发的四川基层社会的微观变化。同时,动态展现新法实施过程中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传统社会观念及地方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以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阻碍。通过四川荣县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司法实践,反思国民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国家立法试图调整传统私人领域的婚姻家庭及亲属关系的尝试是否具有一定的意义。从法制史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评价《中华民国民法·亲属》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意义,不得不承认,从某种程度而言,新法对于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目的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通过新法的宣传及普及,似乎逐渐接受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对便于接收新信息的城市男女知识青年,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一表象易于使人忽略基层乡村家庭和基层乡村女性的实际遭遇与现实态度,这使得本文有了得以展开的空间。另一方面,还在于新法颁布的时间段正好处于四川经历了川政统一与抗战胜利这两件在历史上对盆地内陆地区民众影响较大的事件。这些客观历史事件的发生虽非当事人所能主导,却使当事人的婚姻及其家庭生活遭遇重大变故。因此,这一时期大量壮丁及壮属的产生对四川基层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带来巨大冲击。面对这一历史背景下,婚姻双方当事人如何在新法的规范性条文范围内寻找利于实现自我利益的空间,则成为本文展开的另一理由。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所颁的新法虽然在女性追求婚姻平等和自由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不能就此过高评价新法的作用,尤其是新法实施期间所经历的川政统一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等客观历史事件,对于新法实施的连贯性和司法实践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档案中所提示到的信息,荣县基层乡村女性体现出积极利用新法所倡导的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维护自身权益的一面;但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又能看到多数时候,司法案件中的女性(无论原告或是被告)在追求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权利的表象之下,更多地却体现出利用新法作为工具,以实现人身权利为诉由,其目的更多地为达到财产权益的实现。档案中的荣县基层女性与其说是通过司法实践实现了法律赋予的权利,实则更像是对传统冤抑法律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档案中呈现出部分基层女性利用新法对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保护的立法精神,通过诉讼试图实现个人经济权益,而最终背离了新法立法初衷,侧面体现出部分基层乡村女性骨子里仍然留存着对传统男尊女卑价值观的认可和坚持。通过对民国时期荣县档案及相关材料的具体爬梳,本文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婚姻家庭律法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整理清末及民初婚姻家庭法的变革影响下的男性、女性知识青年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为前提,最终落脚于荣县基层社会的婚姻家庭状况及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无意、也无力对中华民国民法、基层司法实践与基层女性权利意识发展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尤其是中国基层社会的风俗习惯并不统一,基层司法实践极具差异性。故本文仅侧重于民国中后期四川荣县婚姻家庭纠纷中的地方司法实践,借此观察民国立法、司法对于四川荣县基层民众尤其是女性权利意识发展的影响。本文重点展开研究的时间段从1931年新法实施到1945年抗战结束。在进行整理的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司法案件中,本文重点关注离婚纠纷、重婚纠纷、婚内通奸纠纷、孀妇改醮四大类。在每一类案件进行具体展开研究时,首先,通常会对比传统社会对这一类似情况的处理进行背景分析;其次,从案件当事人多方的角度分析,更全面展现案件时代背景;再次,对部分案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特殊情况进一步展开分析(比如承祧重婚案件、妾的法律地位与人格地位、司法裁判官的调解案件、名为通奸实为诬陷案件等),以期通过具体档案材料弥补某些情况的特殊性;最后,从个案分析中思考新法之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的影